2025年 04期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工作的机遇挑战与应对之道
张小锋;<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1]。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不仅赋能千行百业，也同样深刻改变着当前高校思政工作发生发展的方式与过程。当AI能瞬间生成一堂思政课教案，当学生更愿意向智能体倾诉烦恼，高校思政工作的核心价值何在?这场技术浪潮，是赋能高校培育时代新人的机遇，还是更为严峻的挑战?高校又当采取何种因应之道?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是以提升思政引领力助推教育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智能时代探讨技术赋能与人的主体性回归的必然之举。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曹静;杨正宇;喻娟;<正>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1]。网络空间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给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带来新挑战，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调整变化[2]。近年来，与高校相关的复杂网络舆情事件反映出传统网络治理模式存在治理协同有待提升、治理结构有待优化、治理实效有待监测等问题。高校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阵地，必须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提升其在价值引领、技术应对、制度创新与协同共治等方面的综合治理能力，全方位提升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系统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培育“数字红匠”的路径探析
朱坚民;庞媛;<正>当前，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一方面，AI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让人摆脱机械重复的繁琐工作，为社会大众实现自由提供了可能。但同时也出现了“技术理性与信仰价值张力的问题”。这主要有三方面表现:一是技术理性对信仰价值的冲击。技术理性追求效率、效益和实用性，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追求可能导致人们过度关注技术带来的物质利益，而忽视了信仰所倡导的精神价值;二是技术异化与人的主体性危机。
人工智能时代思政教育的守正创新
王永章;<正>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方式，为新时代的思政教育注入了创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1]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指数级速度重构知识生产、价值传播与意义建构方式，Chat GPT、DeepSeek、Sora等大模型让传统思政教育的线性对话被“数据—算法—场景”的多维沉浸式体验取代，大学生“刷视频学知识、问AI写作业”成为常态。
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三重进路
王金伟;<正>以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人类社会已经全面进入智能时代。“智能时代”概念可以追溯到哈佛大学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1988年出版的《在智能机器时代:未来的工作和权力》一书，该书也被认为是智能时代概念的文献[1]3。而智能时代这一概念的普遍接受并广泛运用，则是近十年来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中出现的。智能时代不只需要从技术实践层面考察，更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进行把握。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在人工智能的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特征与价值
林德宏;文化是生存方式的产物，生存方式决定文化的性质。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是在农业自然生存条件下形成的典型的农业文化。中国古代的农业奇迹和中医药奇迹，使农学与传统中医学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标志。中国古代天文学与算学也以为农业服务为宗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理”是有机自然观，重视自然界的系统性与生成性。“情”是人文情怀，尊重人的生命，提倡道德修养。人文文化占主导地位，并把自然界当作欣赏的对象。近现代科技文化是技术生存的产物，主张用技术征服自然的机械自然观和物本主义。西方文化中心论流行，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近现代科技文化虽在知识上超过古代科技，但其机械自然观与物本主义却远不如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合理。即使进入了技术生存时代，中国古代的农业传统文化仍有其价值。李约瑟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使一批科学家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战后英国福利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当代启示——基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分析
邱卫东;李浩;现代资本运动是资本财富积累和劳动贫困积累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从资本财富积累进程看，资本所内蕴的强大扩张基因和增殖需求激活了社会财富创造的动力，在自我增殖、自我展开、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形塑了凌驾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上的结构化的总体性权力。从劳动贫困积累进程看，资本竞争性地掠夺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使贫困积累越来越成为资本积累的总体发展限度，并不断生成限制资本积累运动的自我否定性因素。二战后英国福利制度是一种旨在回应伴随资本积累而来的社会财富分化问题以及平衡资本增殖与社会公正的制度性安排，是资本积累运动过程中的自我否定环节，是资本试图突破自身内在界限的历史性尝试。然而，这种解决资本积累危机的权宜之计，却在资本逐利秉性、资本全球积累结构拓展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遭遇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和福利国家的困境。鉴于此，透视二战后英国福利制度的本质和局限，不仅有利于辨析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而且有利于探索当代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正义的实践筹划。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西方文化思潮的回应与超越——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视角
刘洋;赵金鑫;全球化语境下，西方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持续扩散，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与思想政治教育构成多重挑战。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为辨识和破解这些思潮提供了方法论支撑。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该理论的唯物史观与人民主体立场的基础上，以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价值取向回应个人主义，以倡导健康文化消费回应消费主义，以坚定历史自信回应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价值取向、文化发展道路和文化建设目标等方面实现了对西方文化思潮的超越，不但传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也为守护文化安全、引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资本批判的三重历史性——论《资本论》的历史哲学建构路径
廖兴兴;学界一直存在关于《资本论》是否蕴含历史哲学的争论。事实上，与黑格尔这样纯粹思辨的哲学家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未遵循纯粹抽象的路向提出历史问题，进而构建超历史的、纯粹思辨意义上的一般历史哲学，而是立足于历史现实，在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从基于人的实践活动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出发，在与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性对话中，深入探讨了历史哲学的议题。《资本论》的历史哲学意蕴寓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之中，这体现在:第一，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脱离现实基础探索经济范畴的做法不同，马克思探究了经济范畴得以成立的特定的历史结构，把资本范畴看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第二，针对资产阶级抹去资本的生成痕迹与企图使资本永世长存的辩护主张，马克思通过追溯资本的原始起源，证明了资本本身的历史性及其产生的前提条件;第三，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会合乎规律永存的看法，马克思洞察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即资本不断寻求增殖将导致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并由此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走向灭亡。